近期，中美空气状况对比成为中国网络热议话题。美国的环境治理历程，充满了曲折，因为有社区民众漫长的倡导运动、为污染受害者追求赔偿与正义的法律诉讼、两党拉锯式的立法斗争等各方努力，数十年间才得以取得进展。特朗普总统上台后，许多环境保护方面的成果面临着新挑战，现在他已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令全球环境治理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世界说（ID：Globusnews）深入路易斯安娜州的“癌症带”（Cancer Alley），从密西西比河的入海口城市新奥尔良，溯游而上近200公里，走访数郡，探访那些饱受癌症等疾病困扰的社区。基于种族的制度性压迫、金钱政治对政治体系的腐蚀、污染的全球化蔓延都能在这些小镇中看到线索。

  Jonathan的母亲六年前因为癌症去世。他的外祖父与外祖母都因癌症过世。父亲虽然健在，但祖父和姑姑已经因为癌症离世。

  今年38岁的Jonathan在新奥尔良长大，仍然清楚地记得1988年他还在上小学时，在电视上看到临近小镇Norco的壳牌公司炼油厂爆炸火光冲天的画面。他也记得2010年BP漏油事件时电视里不断播出的红色大火和不断涌出的黑色原油。他回忆，家里也经常会收到政府贴条通知，称水龙头水质有问题，需要烧开喝，或者需要买瓶装水。漏油事件发生后，也有看到贴条，说禁捕禁食海产品。

  “人们死于癌症虽然可能跟这里吃高热量食物、吸烟喝酒、纵情享乐的派对文化有关系，但这并不代表会那么普遍地患上癌症然后死掉。这里的化工企业的废气废水排放肯定也是癌症高发的原因之一，估计大半个美国都在往密西西比河倒脏东西，我们在入海口肯定受影响。”

  从路易斯安那州的首都巴吞鲁日（Baton Rouge）到密西西比河的河口城市新奥尔良，这个绵延大约85迈的化工重镇带，密集驻扎着数百家化工油气企业，同时也因为癌症高发，而被许多美国公共健康问题专家称为“癌症带”（Cancer Alley）。据美国联邦政府CDC的2015年公布的数据，路易斯安那州癌症死亡率2013年时是全美位列第四，远高于全美的中等水准，大约是每十万人中有476.3 人患癌症，234.7人死于癌症。

  路易斯安那州的油气资源开发得早，早在20世纪初，油气产业慢慢的变成了了路易斯安那州的首要支柱。

  到了四五十年代，许多化工产业移到像路易斯安那一样的南方州，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南方的州政府对于油气化工企业有更多的支持政策，环保相关的法律桎梏比较少。尽管在70年代，美国全国范围内环保运动的兴起，尼克松政府签署清洁空气水法、要求建立联邦环保署，美国建立工作安全与健康（OHSA）保障制度，但大企业仍旧通过游说、为政客提供竞选捐款、支持相关科学研究等方式，来影响立法、引导舆论，掩盖废气废水排放危害，也利用南部政治、族裔隔离等社会状况来扩大在当地的生产。

  路易斯安那州在2005年的卡翠娜飓风中遭受重创，前一任州长金达尔不断推出减税政策，但州内财务难以平衡，再加上国际原油价格低迷，该州的经济情况也受到了影响。随着页岩气开发技术、深海钻探技术的持续不断的发展，路易斯安那州正在经历新的发展机遇。该州的招商引资部门路易斯安州经济开发局（LED）也正在积极吸引更加多的油气化公司进入州内，希望为该州创造更多的就业，改善濒临破产的州内财政。

  虽然州府的宣传一片欣欣向荣，但数天在癌症带的走访，让我看到了GDP和就业数字背后那些受到不公对待、饱受疾病困扰的社区民众。

  路易斯安那44号州际公路是一条沿着蜿蜒的密西西比河河道而建立的东西走向的公路。当我和朋友Jonathan开着车拐进这条公路时，眼前的场景有点像科幻电影：公路的一面是化工厂厂房、一排排的储油罐、像是钢铁怪物般高耸、一圈又一圈的处理管道、密密麻麻看起来望不见尽头的铁丝网。抬头看是用钢铁架桥铺就的空中管道，管道跨过高高的河堤。

  虽然开在公路上只能看到青草地，但就在河堤的另一面就是浩浩汤汤的密西西比河。河上停靠着不少驳船，这些管道输送天然气、石油或者其他化学物质，日以继夜地将这些化工产品运出。这些河边的港口、驳船、铁路等设施都是属于南路易斯安那州港口的54英里管辖区的一部分。

  我从车窗外望去，南部温暖的日光下，黑人小孩在河堤青草地上玩耍，而他们的身后就是一大片钢铁森林，厂房高耸的烟囱里排放出白烟。我们的车向北开时，河堤变成了一套套平房。这些房子有的看起来是坚固的砖房，有的则是简陋的拖车式房屋。如果只往一边的车窗外看，房子、草坪、居民在前廊外的沙发坐着聊天喝饮料，看起来像是普通的郊区生活一景，但从另一边的车窗看过去，就是铁栏、化工厂房一片看起来望不到边际的钢铁丛林。

  钢铁森林产生的压迫感，让我觉得有些恐惧：这里的居民离化工厂真的太近了，近到只有一条马路、一层铁丝网。

  我们所到的地方是路易斯安那州的施洗者圣约翰郡（St. John the Baptist Parish）一个叫拉普拉斯（Laplace）的小镇。这个小镇在密西西比河的北面，离新奥尔良大概50公里左右距离。施洗者圣约翰郡历史上有不少种植园，1811年美国历史上顶级规模的奴隶起义也是在这里爆发。这里的很多黑人居民如果往上追溯家族史的话，祖上多是当年种植园的黑奴。

  数百年前，许多种植园都沿着密西西比河这条黄金水道而建，而随着路易斯安那州现代化工炼油产业的发展，不少工厂买下了种植园，利用土地和河流资源，新建工厂。慢慢地，密西西比河从巴吞鲁日（Baton Rouge）到新奥尔良这一段，形成了美国密度最大的一个工业聚居区之一。南路易斯安那州港的总部也设立在拉普拉斯，这个海港是全美进出口最重要的一个港口区之一。

  这个位于工业重镇带的小镇受到大规模的关注是在2015年。当时联邦环保署联邦环保署公布了一份2011年的全国有毒空气评估的研究报告（NATA），其中全美癌症风险最高的六个测试点全部都在路易斯安那州，而污染源就是来自位于拉普拉斯的日本电化工业所（Denka）的工厂，这个工厂原本属于杜邦公司，主要排放的有毒气体是氯丁（chloroprene）。

  氯丁是一种很常见的化工元素，杜邦公司在1931年发明了氯丁橡胶（neoprene），正是氯丁原料聚合生成的弹性体，并于1937年推向市场，而几十年间这种防水防油的材料在装修、制造业中都很常见，平常使用的雨鞋、潜水服等都是这样一种材料制作的。但氯丁在室温下以透明无色液体存在，具有刺激性的醚状气味，过度吸入会产生呕吐、头晕，根据研究，长期吸入可能致癌。

  在居民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的记忆中，杜邦的工厂是1964年时出现在拉普拉斯。

  罗伯特是一名非裔建筑工人。今年76岁。拉普拉斯建厂那一年，美国刚通过民权法案，1965年，联邦农业部出台内部备忘录，要求停止歧视，非裔能够最终靠农业部的低息贷款项目买地建房。1966年，罗伯特选择了一个30年房贷，在拉普拉斯边上的里瑟夫Reserve小镇买了一块地，当时那块地花了1100美金，本来就是建筑工人的他，开始一点一点地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即使种族隔离被废除，但南部对非裔的强大歧视仍旧存在。罗伯特的妻子洁诺比亚Zenobia是穆拉托（Mulatto），两人中学时就相识，高中毕业后不久就结婚了。穆拉托是当地对于白人和黑人混血人种的一种称呼，因为路易斯安娜州曾经是西班牙和法国的属地，不少白人男性和黑人女性生下的后代就是穆拉托人。

  “当时我们约会都要很小心。在南部，非裔可能因为盯着白人女性就被打、甚至被吊死，更别提结婚组成家庭。我当然不会选择住到那些恨我们的白人社区，我只能住在非裔社区。”

  他先把前屋建了起来，一家人在1968年左右，搬进了新房子，而后屋大概是在1974年左右完全建成。这个屋子离杜邦的工厂大约是两公里多，走路也就半小时，开车十分钟不到。

  “三年前，我女儿去肯塔基州看病，我们一家人就在那里过圣诞，没想到洁诺比亚在那年快过新年的时候跌了一跤，大腿骨碎裂，又中风，圣诞装饰从那个时候就一直没卸下来。”

  罗伯特邀请我们进屋，虽然是四月，圣诞树立在屋子中间，壁炉上还挂着红绸带、槲寄生做成的花圈，通往二楼的楼梯上也都是红色蝴蝶结、绿色松柏装饰。玻璃餐桌上放着一堆漂亮的玻璃器皿，在午后的阳光里像是笼着一层圣光，边上还立着一个笑意盈盈的小圣诞老人。

  “她很喜欢装饰家里，这些圣诞装饰品她都不让我们碰，所以我们就想，索性让圣诞就一直待我们家好了。”

  罗伯特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他和妻子在1988年左右曾经搬到加州橙郡跟儿子们的家庭一起住。罗伯特和儿子们都是建筑工人，建筑合约越接越多，家庭生意也不断好转。两个女儿也毕业结婚工作，住在他们拉普拉斯的房子里。

  但1995年，罗伯特的母亲被查出来患了骨癌，他和妻子从加州搬回家来照顾老人，他的母亲去世不久，妻子的母亲也开始生病。为了照顾在加州的生意，罗伯特开始了长期“通勤”生活，大概每两个月回家乡一次，而妻子则留在老家照顾她的母亲。

  2003年，在拉普拉斯的妻子被查出来患了乳腺癌，医生为她施行了肿块切除术、同时也施行化疗和放疗。经过了痛苦的治疗，她成为了一个癌症幸存者，但其他疾病症状也开始不断显现，身体越来越差。2005年，飓风卡翠那发生之后，路易斯安那州受到重创，罗伯特决定搬回拉普拉斯，参与家乡重建。虽然重建后也曾想着要跟妻子搬回加州去，但妻子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也没法搬家。

  加州的儿子在2005年带着女儿回到了这里，开始在老家做生意，女儿跟着一起回来，进入了附近的小学。但仅仅过了两个月，小女孩Kimmy就被医院诊断出患有哮喘。一年后又发现了一种罕见的脑部疾病，最后搬回了加州。“Kimmy本来可能能成为一个音乐家，她从小就学大提琴，结果得病了之后，虽然现在恢复了90%，但她的手还是会抖，没法拉琴了。”而回到路易斯安娜的儿子现在也被发现患上了糖尿病。

  罗伯特家的大女儿当了20多年的护士，多年以来一直有呕吐或者腹泻等症状，但一直不清楚原因，后来查出来她的肠道和胃瘫痪了，州里的医生把她的大肠取出，连到直肠，还在腹腔里放了一个起搏器。女儿本来一直很瘦小，但生病了之后就越来越胖。2013年年底，医生将她转到了肯塔基的医院，那个医院正是制造起搏器的医生所在的地方，全美很多相似病症的患者都在那里接受专业的治疗。他们也在肯塔基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圣诞节。就在女儿手术要再放一个起搏器的同一天，妻子洁诺比亚跌倒中风，一个月后才见到了康复中的女儿。

  罗伯特从里屋搀扶着妻子出来。因为行动不便，她推着一个行走辅助器。当她坐下时，四肢不断在颤抖。她被诊断有多发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MS)，身体不太听使唤。她的心血管还因为化疗造成了损伤，医生在她的心脏中放入了支架。

  “自从诊断出癌症之后，我的身体就一直在走下坡路。” 洁诺比亚跟我细数自己现在看的医生，她努力回想着病症和医学名词，吃力地告诉我，她自己至少在看五个科的医生。她的记忆也不如从前，虽然记着摔倒中风前和家人在肯塔基度过的快乐的圣诞节，却把时间记成一年前。

  洁诺比亚一直很健康，家里也没有癌症历史。现在74岁的她挨过了癌症、中风，忍受着多发性硬化症对她身体的侵蚀，但她仍旧很感恩，两个女儿都在身边，一个儿子也回来了，丈夫和孩子们都帮着照顾她。

  “这一切跟我们周围的环境都有关系，但社区里面的人都不去想这样的一个问题，虽然每天都闻到怪味，但我们能怎么办呢，这里是我们的家，能搬到哪儿去呢。”

  △世界说（Globusnews）探访路易斯安那州癌症带：所有人都闻得到那种味道

  像罗伯特一家所在的社区正是所谓的（铁丝网社区）“Fenceline community”，即因为离工厂距离近，直接受到排放的废气毒气、废水、噪声等影响的社区。我问罗伯特，为什么家人都这样的一种情况，还不搬家。他苦笑到，这个房子因为就在工厂边上，放在房产市场上，他们赚不到钱不说，估计要赔一半以上的钱。一大家子人要搬家是不小的花销，也代表着工作生活都得从头开始。他的家人都生病了，他当然不希望让别人来接手这个房子，让别的家庭也遭遇这样的厄运。

  在2015年联邦环保署的报告出来前，罗伯特从未听说过氯丁。他只是一直疑心杜邦工厂排放的废气，觉得味儿大。但近些年，社区里慢慢的变多的人患上了癌症、呼吸系统、免疫系统等疾病。他说，隔壁家的老父亲死于喉癌，两个儿子也被诊断出得了相同的癌症。而街对面的人家，一户父亲死于结肠癌，另一户的妻子因为肺癌离世。整个社区许多人都在疾病中挣扎。

  不少人认为美国法律健全，对污染排放的管理严格，但目前美国环保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对于从70年代建立的污染管理体系批评颇多。

  美国是1976年通过了《有毒物质管理法》（Toxic Substance Control Act ），在1986年又通过了《应急计划和社区知情权法（1986）》（Emergency Planning and Community Right-to-Know Act, 简称为EPCRA），随后建立有毒物质排放清单制度（Toxics Release Inventory，简称为TRI），要求产生和排放危险物质的企业要自主上报每年的排放情况，有义务公开环境信息。民众可以在环保署的网站上查找这些公开数据。

  但《有毒物质管理法》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公司在投产新的化学物质时，并不是特别需要承担证实这种物质对于人体影响的责任，而是把责任转嫁到联邦环保署。这与医药、农药制造等行业的管理方法截然相反。而联邦环保署需要在已经有确切证据显示物质有害之后才能要求企业公开排放数据。

  正是因为这种时间差，杜邦和电化公司其实并不算“违法”。杜邦建厂时，他们拿到的排放许可允许他们每年排放403,580磅，大约是183吨。他们每年的排放量都在这个范围内。由于联邦环保署终于在新报告中将氯丁标识为致癌物，目前要求的新排放标准是浓度必须小于0.2 微克/立方米。

  据媒体Intercept的调查，杜邦公司内部的科学家早在1941年就曾经写过内部备忘录，指出氯丁可能对人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但这份报告直到1992年才提交给联邦环保署。

  而联保环保署证明这样的物质对身体有害，甚至致癌并不是特别容易，因为它们对于人体的影响很多都会经过很长时间才会显现，而同时很多居民健康相关的数据并不能显示社区内的真实状况。

  另外，联邦环保署每年在确定需要披露、监测的毒物名单时，还会碰到不少阻力: 很多化学行业都在华盛顿投入了大量游说资金，他们的游说能力非常有可能会影响到行业生产排放毒物的规定、要不要进行信息披露。

  2014年，杜邦将氯丁橡胶的生产业务买给了日本公司电化集团。金达尔和他手下的经济发展局努力想让电化集团仍旧保留在拉普拉斯的工厂，并利用优惠的减税政策，欢迎电化集团把美国总部设立拉普拉斯。2015年11月，金达尔和电化集团共同宣布了集团的北美总部将建在拉普拉斯的消息。在经济发展局官网的新闻通稿中，官方强调，这一决定将直接创造16个高管工作职位，保留原场的200多个职工的工作，同时还将在当地产生80多个非直接工作，大新奥尔良区则是增加一个一百多个工作。

  而州内环保局也成为了州政府和大企业的同盟。罗伯特在内的多位居民，敦促州环保局按照联邦环保署的规定，要求企业减排。令罗伯特心寒的是，他本以为民选官员们至少会站在他们这一边，为他们发声，但他们追求公开透明数据、施压减排的行为却被州环保局的官员认为是散布谣言，制造恐慌。州环境质量局官员称根据当地大学图灵大学的癌症记录数据，该地区的癌症患病率并没有明显高于全国中等水准。而圣约翰郡的主席跟他们一见面，就直斥他们要挑战杜邦，”完全是疯了”。

  在一位环保专家的帮助下，罗伯特和社区的民众们终于拿到州环保局的资料，但这些资料又多又复杂，专家大约每两周也会到社区里，将这些复杂文件中的重要内容抓取出来，详细讲解给居民们听。州环保局还在没有举行公开听证会的情况下，批准了电化公司的减排改建项目，目前社区民众正在要求重新举行听证会，了解项目详情。

  在圣约翰郡，联邦环保署设置了六个样本采集点，监控电化的氯丁排放，这个会持续到2018年，但之后环保署是否有资金继续项目将是个问题。根据白宫最新的预算，2018财年联邦环保署的预算将被减少30%。特朗普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对于联邦环保署工作的敌意态度，或将在未来直接影响到像罗伯特一家这样饱受污染困扰的民众的利益。

  罗伯特告诉我，他正在考虑与社区居民们一起提起集体诉讼。罗伯特已经老了，还要照顾病弱的家人，但他也在为子孙后辈考虑。这个集体诉讼面临着不少的困难，时间、精力和金钱都是问题。杜邦已将生产业务卖给了电化集团，责任追溯、取证都是考验。如果真的可以打赢，也许就能获得赔偿，让后辈们离开这个地方。

  可诉讼毕竟是一场持久战。在罗伯特看来，最紧急的任务还是要让电化集团的工厂把氯丁排放浓度降到0.2 微克/立方米。

  “我们会不断施压，甚至去厂里抗议。虽然没法让他们停产搬走，我们也要让他们像承诺的那样，按法律规定减排。” 罗伯特一想到像Kimmy一样的孩子们就揪心。